简介：

讲座标题：巴黎高美，一个曾经的法国梦（Les Beaux-Arts de Paris, un rêve français en Chine）

主讲人：菲利普·杰奎琳教授（Philippe Cinquini）

主办：上海法国学校

2月23日，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教授菲利普·杰奎琳先生受上海法国学校邀请为同学们进行一场题为《巴黎高美，一个曾经的法国梦》的精彩讲座。

宁静的穹顶上，群鸽漫步，

穿过耸动的松枝与石墓。

正午不偏不倚用火编织

海，海洋，永动的海洋！

噢，思辨之后的报偿

是长久注视沉静的神祇！

以保罗·瓦莱里1920年的《海滨墓园》作为开场，菲利普·杰奎琳教授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留法艺术家们求学于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这段历史娓娓道来。

徐悲鸿在一张素描作品上曾用法语写下过这样一段诗句：« Oh Vivre, ce n’est qu’à épuiser mon effort, éteindre ma conscience, anéantir mon être ! »（噢，活着，只会耗尽我的努力，熄灭我的意识，毁灭我的存在！）这句话源自保罗·瓦莱里的题铭，它原本出自古希腊抒情诗人品达的《皮⻄亚第三颂歌》，如火般热烈的诗句赋予了作品更为深刻的意义。1933年，徐悲鸿在巴黎网球场博物馆筹办了一场“中国美术”展览，保罗·瓦莱里在展览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不多几年，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已经认识了欧洲的所有作品。他们拥有两种过去，他们自己的以及我们的。”

素描777，徐悲鸿，徐悲鸿纪念馆藏

1933年巴黎网球场博物馆“中国美术”展览图录封面

一场展览于历史中承上启下。瓦莱里的诗句也如一根线索，在过去从精神上联结了留法艺术家们，而现在则引导着这段历史的精彩叙述。

巴黎——世界的艺术中心

1930年，刘海粟旅法期间拜访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贝纳尔（Albert Besnard, 1849-1934）的画室，留下了一张非常珍贵的合影，并发表在1931年的《良友》上。这张照片激起了徐悲鸿与刘海粟此后关于中国美术问题的论战，映现出中国现代艺术领域正在形成的两极化趋势，也开启了我们就中国早期留法艺术家的相关研究。

1930年刘海粟与张弦（左一）、夫人张韵士（左二）、傅雷（右一）在阿尔伯特·贝纳尔画室的合影

徐悲鸿1919年赴法留学，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弗朗索瓦·弗拉孟（François Flameng, 1856-1923）、费尔南德·柯罗蒙（Fernand Cormon, 1845-1924）和吕西安·西蒙（Lucien Simon, 1861-1945）的画室求学多年，还在校外拜师于帕斯卡·达仰-布弗莱（Pascal Dagnan-Bouveret, 1852-1929）。巴黎高美时任院长阿尔伯特·贝纳尔也在绘画技法上给予了徐悲鸿谆谆教诲，更是带他走进了法国文化艺术的精英圈。多年后，徐悲鸿在其南京的画室中拍摄了一张著名的照片，他将贝纳尔的一张作品放在了自己的巨作《田横五百士》前，以此委婉的方式向这位恩师致敬。

1930年徐悲鸿在其南京画室的留影，身后可见贝纳尔的作品《黑帽女人的肖像》，如今收藏在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

菲利普·杰奎琳教授的研究有其独特之处，他花了大量精力从法国相对保存较佳、却十分杂乱的诸多学校与社会档案中提取出相关资料，将其整理、解读，而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档案照亮的历史

位于塞纳河畔，波拿巴街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为我们打开了探索这段历史的大门。其详尽保存的学生档案是我们了解留法艺术家们求学历程的一束光。结合法国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历经十多年的研究，我们才能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这一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形成的“中国浪潮”更清晰地展现出来。

由于每一位巴黎高美的学生都有丰富的档案记录，我们得以通过梳理，并利用可视化的呈现方式来构划出这一“浪潮”的基本轮廓。

通过可视化的展现方式所呈现的巴黎高美的“中国浪潮”

前辈们所遇到的人，经历的事都是这段历史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由此，导向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未来。菲利普·杰奎琳先生摘其重点，一一道来：

“巴黎画派”遮盖下的“法国画派”

1925年1月27日，安德烈·瓦尔诺（André Warnod, 1885-1960）在《喜剧日报》（Comoedia）上发表了《当下之艺术-巴黎画派》（L’art d’à présent - L’École de Paris）一文，“巴黎画派”第一次被明确提出。自此，“巴黎画派”的艺术家不断受到艺术市场的追捧，但艺术史并非艺术市场的历史，而“巴黎画派”也不能完全代表当时“法国画派”的全貌，对于徐悲鸿等留法先驱者而言，他们所要面对的问题是：怎样的法国画派，适合怎样的中国现代性？

1925年《喜剧日报》上安德烈·瓦尔诺发表的《当下之艺术-巴黎画派》一文

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

在众多中国留法艺术家的背后，我们总能发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蔡元培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和改革家，他曾任教育部长，于1916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并参与创建了里昂的中法大学等。

在1910年代，蔡元培提出并主张中国共和体制形态下的美学观，艺术被寄予厚望，其改革性的功用在整个⺠国时期都占据优势。如此境况下的艺术就被视作一种变革力量；它被置于对外关系的中心位置，于内则成为促生凝聚力的酵因。对这位变革者而言，艺术应取代孔儒一系的思想渲染，甚至应该替代宗教。这一构想中，国家确应担当起运筹帷幄的中坚角色，这需要通过建立一种教育、展览机制，以艺术和美育教学来改变人们一贯的思维定式。蔡元培的共和美学理念可以从法国传统院校里寻到范本作为养料，所以法国，尤其是巴黎成为一个被提倡留学的目的地。

在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念下，前往巴黎高美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们确保了蔡元培的改革规划能得以实施，即在美术领域培养精英人材，让他们成为中国社会变革运动中坚强的守护者。

蔡元培（1868-1940）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美的殿堂

1914年至1955年期间共有132位中国学生赴巴黎高美求学。巴黎高美成了中国艺术家留学欧洲潮的中心，学院派的立足点也让中国艺术家的留欧潮与日本艺术家在巴黎的学艺潮显示出不同的形态特征。中国艺术家们前往波拿巴街是为了寻找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了解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彼时的整个教学体系。

实际上，对徐悲鸿作品的研究，让我们能有效地研究巴黎高美在法中之间重要艺术问题上所处的位置（包括教学和实践，影响和创造）。通过徐悲鸿的个案，我们能够论及三个方面：“1- 学院派素描以及对高超技能的获得；2- 人体，大地和历史，法国和中国艺术创作的永恒主题；3- 外来艺术影响的本土化吸收，从素描和油画到水墨”。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研习宫玻璃厅堂之帕特农神庙列柱铸模，拍摄于1880年

受法国影响而孕育出的中国艺术作品

巴黎高美教育的基础通过建立在“三学科”之上的“学院典范”于二十世纪仍然在起作用，即对人体、对古代石膏模型以及对艺用解剖的研究。徐悲鸿对人体问题的关注，他融合了自己出身文化中的问题和他当时在巴黎遇到的问题。在学院框架下，这些问题在于理解、估量源于巴黎高美的美术继承，以此定义艺术家描绘“人体”的方法。

徐悲鸿的油画和水墨画创作通过对素描的掌握以及以形态学和人类学视角观察到的解剖研究，在其间搬移了留法数年间收获的大部分技法。1940年前后，徐悲鸿在印度创作了《愚公移山》的水墨和油画版本，艺术家在两种技法的运用上都取得了成功。这件作品是中国自身的一个写照，其中赋予了一种“民族”特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寓意画中并没有出现任何暴力，也没有“战士”的形象。这是一幅表现乡村中国人坚忍不拔精神的场景，通过群众、力量与土地能够干成一些大事。

愚公移山（油画），徐悲鸿，徐悲鸿纪念馆藏

愚公移山（水墨），徐悲鸿，徐悲鸿纪念馆藏

从“大师与大师”到“美术的诞生”

展览是呈现课题研究的最佳载体之一，从2014年的“大师与大师——徐悲鸿与法国学院大家作品联展”，2018年的“学院与沙龙——法国国家造型艺术中心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到2019年的“美术的诞生：从太阳王到拿破仑——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展览，将中国与法国之间的这段源于美术的关系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

上述展览在中法两国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同时也吸引到了更多研究学者和年轻学子投入到这段波澜壮阔的“中国浪潮”的课题研究中去。

2019-2020年上海博物馆“美术的诞生”展览中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