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杰奎琳（Philippe Cinquini），《“东西方的艺术家们，团结起来！”——安德烈·克罗多在中国的艺术计划（1926—1930）》，载于《美术研究》，2021年第3期，第71-77页。

摘要：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 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1916—2013）对安德烈·克罗多（André Claudot，1892—1982）的评述寥寥几笔，亦不甚佳：“他至多是一名小众艺术家，而他予林风眠（1900—1991）对中国画重新探寻的影响程度也很难回答。”此时，他提及了另一名画家，捷克人沃伊捷赫·齐蒂尔（Vojtech Chytil，1896—1936），将其偶然抬到了与克罗多同等的位置，甚至更高，似乎是为了消弭对这位法国先生的第一印象。但他至少举了一幅克罗多于1927 年在北京创作的墨水画，一名挑担者，但仅此而已。苏立文笔下的克罗多一章极其简短。然而，不论牛津学者的想法如何，克罗多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谓人过留名。在北京、杭州和上海的博物馆举办的相关展览中，无一不展出过他的一张照片或者一段生平，由此可知他的长相和中文名字：克罗多。介于苏立文的观点和克罗多在中国广袤土地上拂过的痕迹之间，安德烈·克罗多的故事或多或少引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解释20 世纪初中国现代艺术诞生的途径？

与中国革命相伴而生的艺术有其政治维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学者将欧洲文明中的不同模式清晰地加以区分，尤其是法国文明与英美文明。克罗多将左翼的思想带到了中国，而最终革命者们于1949 年在中国获得了胜利。在这一左翼思想、民主思想和平均主义思想不断争鸣辩论的时刻，克罗多成为这场对运动的一分子，调动了重要人物和他们的才干。

在这段历程中，安德烈·克罗多与林风眠的关系至关重要，并将我们带向艺术问题。苏立文对此视而不答。然而，林风眠和克罗多作品的相似一目了然。假如这还不够，那么他们的创作方式和主题的相似也绝非偶然。事实上，一切都始于一个宣告的计划。诚然，安德烈·克罗多这个在中国被林风眠接力的计划并不是美术领域唯一的计划。我们想到了刘海粟（1896—1994）和与之对立的徐悲鸿（1895—1953）的那些构想与抱负。如同提到的这些人，借由创作的作品、新成立的艺术学校，通过方方面面的展览和艺术界的辩论，克罗多和林风眠在建设中的现代中国艺术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安德烈·克罗多在中国的艺术计划是什么呢？我们将会从艺术和政治的维度来讨论其不同的阶段。